王达军，时任成都军区后勤政治部摄影干事,《解放军画报》特约记者，37岁；
拍摄器材：两台尼康F3，一台玛米亚RB67。
（以下为王达军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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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72年开始学摄影，一直在汽车部队跑高原，基本上是专职的搞新闻报道的干部。1988年我在成都军区后勤部，和解放军画报社与长城出版社搞了一本《西部奇路》的画册。那时候画册很少，出本画册不得了。我当编辑，片子大多是我的，内容是反映川藏公路上汽车部队的工作、生活。西部奇路就是川藏线，全长2000多公里，从修这条路的时候就充满困难、危险，每一公里就有一个烈士的英魂。几千公里全是土路，很多路非常危险，那时候没有火车，而我们的汽车部队要保障东线（昌都军区）进藏的全部物资，这里面可报道的故事非常多。这条路虽然艰苦，但自然风光非常美，沿路的民俗风情也很突出。所以《西部奇路》的画册里除了反映汽车部队的图片，也有沿途的自然风光和民俗民情。通过编这个画册，我对西部风光有了最初的认识。
画册出来以后，解放军画报社看了，觉得这个内容非常好，决定搞《西部奇路》连载。当时能上《解放军画报》也是很难的事情。1989年，军画报派袁学军来，那时他在军画报已经是有名的摄影记者了，我和他一起合作在半年中跑了三次川藏线，在画报上连载了6期。这次我们发现这种带任务的拍摄实在是太好了，到哪里都很方便，因为上面有总政，有《解放军画报》的牌子。我和学军就想着，今年做完了，明年能不能再做一次，再做一个大的活动？这次是川藏线，也走访了西藏边防部队。我们计划搞一个更大的，把西部跑完，那最少也要有五万公里，那我们就叫“西部五万里，边关采访”，要采访包括西部所有省区的边防部队。
计划有了，走西部五万里，走遍整个西部省区，谁来开车？我们不想找纯粹的驾驶员，因为以往我们在外面总是拍拍拍，看到好的随时就停车，经常拍到下午五六点太阳下去了才又开始赶路，如果纯驾驶员，他不喜欢这个就会觉得很没意思很累。所以我们想，能不能找一个他本身喜欢摄影，同时车又开得非常好的人。我马上就推荐了王建军。我和他一直是一个部队的，从一入伍，十七八岁的时候就认识了。他那时虽不是专职的，但我知道他非常喜爱摄影，而且他车开得实在是太好了，又能修车。后来建军和学军见了面，我们又具体策划这件事怎么做。往上打报告，三个人组成采访小组，报道西部，总政出文件，给《解放军画报》，给成都军区、兰州军区。
车是通过建军的关系找的成都军区后勤部队的一个汽车修理厂，他们做山鹿车，就是北京212改装的，装了轿子的壳儿，密封性就好多了。车还是不错的，性能比较稳定。找他们赞助，《解放军画报》也打了广告，车给我们用，车身上也喷上了“西部五万里，边关采访”。学军的一个朋友有个羽绒服厂，他们赞助了些羽绒服、睡袋，算户外装备。还有就是带一些压缩干粮之类的，修车基本工具，易损的汽车配件。每人还买了把麻醉手枪，防身。摄影器材方面，我是两台尼康Ｆ3，一台玛米亚ＲＢ67，那时专业单位用得最多的就是这个，现在看那个机器素质也不错。严格说我的条件最好，我在后勤那个地方，我们的领导，处长、政治部主任对我特别关照，我是有专门经费的，每年都有两三万块钱，这是专职摄影的优势。整个五万里行我拍了近300个反转片，主要是120，负片就更多了。学军在画报社也可以领一些，但不可能领几百个，不过负片黑白片他随便拍。建军就相对少一些，他那时候就是爱好摄影，不是专职的，可他非常好胜，路上就经常说：老子一定要超过你们两个人。
1990年4月4日，我们从成都出发。多数时候是建军开车，我坐在前面，经常会拿着地图，很多地方都没走过。边走边拍，行车过程就是拍片子的过程。到了某个兵站，进行部队的专题报道，这方面学军拍得是很到位的。我的精力主要拍风光，但我们当然是要把对战士的报道采访先拍完，虽然以学军为主，但我们的片子也提供给画报社。
1990年4月4日到11月，我们前后走了4次，分4段，走过了四川、云南、西藏、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新疆、青海，历时7个月，最后实际行程应该有7万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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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队专职搞摄影，我的志向就是风光。为这个事儿，在五万里的路上，我还跟学军意见不同，有过争论。学军在车上说：“达军啊，风光意思不大啊。还是要拍社会，要拍人。”他1990年以前就是获奖专业户了，他认为风光片获奖是不容易的，一定要拍反映社会生活的纪实类的片子。当时一个很重要的想法还是获奖。学军走到哪里，4×5的，120的，135的，反转黑白彩色，一个不落，都要拍下来。那时候在所有大的摄影比赛中，风光获大奖的，比如全国影展金牌之类的从来没有。可我说我就是爱拍风光，各有各的志向。我想我也不一定非要大奖，有小奖也不错。我还是喜欢风光，这是最能够表现我内心感受的方式。每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拍，而且，拍人我也拍不过他，总要走自己的长处。在那个时候，我们三人当中，我觉得我风光要强一些，就要坚持。当然那时肯定没想到会获什么大奖，1988年15届全国影展获的那个艺术风格奖我就觉得很好了，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性影展，就上了8张片子，这在我们下边看来还是很可以的。那时全国影展在下面眼里还是高不可攀的。那次获奖对我拍风光是一个肯定，使我更加执着于这条路。当时我们在路上还自嘲，我说我是“风光大王”，学军说他是“人物大王”，这都是玩笑，自封的。
90年代以前，陆续也有一些国外的东西进来，像亚当斯、韦斯顿等人的作品，看了一些，有些连名字也没记住，有印象，但资料也不是太多。国内陈长芬很不错，还有何士尧、茹遂初他们的作品也看过一些。对我有影响的人还有李元，1989年进来的。还有阮义忠，经常写一些文章，介绍国外摄影。再有就是《大众摄影》、《中国摄影》，里面的每篇稿子我至少看三遍以上，那时也没有别的更多的东西，说那两本杂志是陪伴我们成长的良师益友一点都不过分。当获得《大众摄影》一个银牌奖的时候，我都兴奋了几天，人就是这样。大众摄影社还把我们请到北京领奖，那是1989年。这样的做法，给摄影人充分的荣誉，在当时确实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也是因为这些事，更让我对风光痴迷。
对风光，我就是喜欢，当时的拍摄没有什么约束，没有什么框框的。传统的风光摄影应该讲究情景交融，讲究意境，构图上前景、中景啊，非常考究，还有光影。但因为我没有更多的这种训练，就是按自己直白的感觉拍，拍自己感受的东西，而且西部风光本身带给我们的感觉那么强，也使我们会根据自己的感觉拍。西部的神秘就是我最想体现的，还有博大、空灵。
同时期拍西部风光的人很少，有新疆的赵承安，他没有获什么奖，但他对新疆风光的记录与展示做得非常好，有一席之地。还有于云天、李学亮，再有我们“三军”，我们算中国西部风光摄影最早的一批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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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五万里一路上也有一些历险吧，我是记不住故事的人，就记得，最险的路应该是从喀什到古格阿里。晚上在阿里无人区走河道，我们觉得应该上公路，上不去，最后车都立起来了，角度大概有60度了吧，险些翻了。要翻车就完了，真没办法了。不行又退下来，再走河道，走了很久才上了公路。半夜两三点了，我们心里发憷。我就说，我们要是看见印度国旗就赶快往回开啊，成偷渡了。开了一夜终于开到了。但到古格后，那种幸福是形容不了的，我们三个见到好的都是“哇哇”叫的。
走在路上，遇到绝色美景时，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赶路时有时又觉得自己是最孤独的人。有人开玩笑说你们一路上就三个小伙子在一起，又没个女孩，这一路上一定要犯错误。错误是没犯，太累。大量时间是行车中，最后跑了７万多里。沿途住兵站，有时住车上，有的时候赶路就连夜开车。到兵站也没机会给家里打电话，给家人爱人也就是写写信。但我爱人很厉害，她总能通过各种途径给我把电话打过来，能“追踪”我走到哪了，我到什么兵站了，她的电话就追来了。家人对我也非常理解，我走的时候我爱人刚好还受了重伤，但我已定好行程，就走了。现在想，太不对了。那时候一直在部队就是这样，家庭观念很弱，觉得就应该如此。她生小孩，我也不在，有任务。现在这些都是我的罪状。但当时部队教育非常正，就是以部队为重，家庭为辅，有点追求高大全的意思。但另一方面，像我们这样的人，你要说坏到什么地方也不可能了，脑子里还是充满那种积极向上的东西，现在还经常活在精神世界中。
西部五万里对我的人生，对我的摄影艺术是非常重大的历程。真正成就了我摄影后来的高度。对我们三个人都非常重要，对建军就是开了一条新路，因为他那时候本来都是政委了，算大官了，去了这次后，那条路他不要了，因为太喜欢摄影了。这也是冒了太大的险，这点我非常佩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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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前后，包括西部五万里行期间，直到我1993年转业，这是我的风光摄影的第一阶段：追光逐影。这也是成就我风光摄影的基础。那个时候还是讲求光影效果，当时这种追求光影的片子，有人说就是“黑乎乎”的那种。
1990年，我在16届全国影展获奖的《西部奇路》，就是“黑乎乎”的，蜿蜒的山路上，白色烟尘中，运输车队隐约可见，那个是我认为特别好的印象特别深的画面。我因为长期跑高原，跑川藏线，对路有观察，高原上的路很烂，特别是冬天，很干燥，车一跑，全是灰。车队前走后跟，后面的全是灰，什么也看不见。一天下来，战士们浑身上下就露两眼睛，这个情景印象太深了，就觉得一定要拍个反映路的这样的照片。元月，到了川藏线竹卡兵站，每年春节前，都有两个汽车连队专门去送过年的物资。我就跟着两个连队上去，沿途车队休整的时候，我下车。我跟车队说好了要拍这么个片子。车队又开拔，翻越觉巴山，30多公里的盘山道，我就先站在路边制高点，等车队，等山路几个弯道上都有了车，拍了这幅图片。风光摄影什么叫经典，有人说，不能重复的就是经典。这幅应该是独一无二的，算是我比较有体会的，是长期观察有了体会然后拍下的典型瞬间的画面。
还有一次是在青海湖鸟岛。那时候拍鸟岛，要不就拍那个岛，要不就拍那里的油菜花，特别精彩的片子在青海湖还没有。我当时想的我一定要拍一个真正与众不同的片子。那天我们在湖边时，大雨马上就来，乌云满头，突然有阳光从乌云的缝里照下来，一束光，下面很多鸟在飞。啊！心里太激动了。我拍了一幅《霞光》，画面上就一只鸟从亮光处飞过，恰到好处。这个看起来也是“黑乎乎”的，但那种神秘表现出来了。我当时非常激动，就是要抓这个。这个片子也是以后获金像奖片子里面的一张，现在看也是完全没办法重复的。
有人说拍风光是事先思考好的，这又有点蒙人，真正的拍摄即兴的特别多。当然里面一定有平时的积累，多看，多想，但具体抓的一瞬间一定是即兴的。一路上天气、光线让人心跟着起伏，看到好的真是激动，自然而然就激动，而且30年了，现在拍片子，我还是有那样的激动，只有那样的激动才能拍。人啊，运气也很重要，你一定要相信天意。比如1987年元月，建军才刚拿起相机不久，我们去海螺沟。在我们之前去的那拨人已经等了15天，天天阴天。我们元月4日去的，到了就晴，最好的光影，去了就拍了。当然，这也和准备和观察分不开。去一个地方前，要研究，天气可能会怎样，怎么走，何时走，这几天有什么变化，最后是运气，你遇到什么很难说。
“追光逐影”这段时间我成绩也非常好，因为那时西部确实没有什么人去过，没有那个条件，在这方面我们有优势。1993年前，仅西藏，我个人就跑了42趟，在当时绝对是最多的了。1990年，我们还在五万里跑的过程中，就听到我的《大地系列》获金奖了。1988年的15届全国影展的艺术类奖《喜马拉雅之光》，1990年的16届全国影展《大地系列》金奖，1992年的《西部风光》金像奖。同时，中日邦交20年，搞了“中日名家二十年”摄影展，都是名家大腕，高帆、吴印咸、简庆福、陈复礼、翁庭华、王苗等，还有我，我就算是最年轻最不知名的。正是西部五万里行之后，大家渐渐知道了我的西部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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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五万里行回来后我们没有出画册，因为没有经济能力做这个。在王苗的《中国旅游画报》做过连载，在国内就完全没有做了。
1993年以后，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完成从专职摄影师到编辑的转变。这个阶段对我的启发更大。到画报社，副总编，总编，社长。条件没得说，都是最好的摄影器材，但思路变化了。做杂志要求方方面面，只拍风光片不行，也拍人文的东西，我对藏区风情、巴蜀地区的民俗比较关注，专门花很大精力去拍。但因为对风光的执着，这一块我肯定不会丢，不方便全国去跑去拍，我就立足西南，后来就完全是四川，专门做四川五个自然文化遗产。九寨沟、黄龙、峨眉山、青城山、都江堰、大熊猫栖息地。因为这些我能够把握，比如时间上，我可以周五晚上去，周日半夜回家，周一一早，9点开会，我准时出现在会议室。这些地方尽管大家都去拍，但我一定要把它拍到极致，让人完全无法超越。你可以去一次两次三次，但像我这样你可能达不到，我拥有大量的片子，反映每个地方的各种情景四季变化等等，而且技术层面片子的素质非常考究，大部分是4×5的反转片。可以说，这个阶段我追求的是高素质的片子。
后来我拍的片子，素质上技术上没得说，光影也一定是非常到位的，但公众视觉的东西多了一些，因为去拍的目的不同，拍九寨黄龙那些自然文化遗产，就是要表现那些地方，如果你按自己的个性拍得黑乎乎的谁看得明白是哪啊，既然是传播就要顾及公众视觉。我出了将近20本画册，全是文化专题，一本自己的画册都没出过。我的《四川藏地寺庙》画册在欧洲好几个书店都有。摄影它不光是艺术，更多还是一种文化的传播。现在看，要是能把个性和公众视觉的东西再结合起来会更好，就会更丰富。
最近三四年，算我的一个新阶段，对黑白的重新认识。以前我暗房不错的，1980年还给人讲过课，我一直非常重视暗房，包括我获奖的片子，都是有后期制作的，这不是PS，但里面有调整，比如调光啊，深浅的变化啊，色调色彩的变化啊，等等，充分体现我自己要表达的一些东西，我发现黑白更有意思，这几年我比较关注黑白。我的风光摄影30年，主要就是这三个阶段。从追光逐影到对图片素质高品质的追求又到对黑白的探索，这个才是一个真实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