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阿里岗巴古堡，王建军摄
谈中国当代摄影而不说风光摄影，犹如论中国文化而不提象形文字。风光拍照之于中国当今摄影社会，非但汇成滔滔大江大河，甚为大众摄影的汪洋大海。以此“群众运动”之浩瀚规模而言，风光摄影之于中国摄影文化，岂止是主流，甚而为命脉。
于此发展脉络为线索谈“三军”风光摄影创作，大可追溯其所作所为对塑造当今中国摄影“国情”特色的实际作用与历史意义。
色达，四川，袁学军摄
一花重放也似春
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前叶的袁学军、王建军、王达军三人，均于1970年参军入伍。当时正处“文革”时代“知青”、“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当口，参军入伍属于那一代“知青”的最佳优选出路。跻身时代的佼佼者，袁学军和王达军二人在部队很快就获取了稀罕的掌握摄影的机会，并因而“提干”为军职专业摄影师。他俩从事摄影创作的实习期应在70年代，时值“文革”由盛而衰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随后是“百废待兴”前路未明的“拨乱反正”政治转型期。
80年代，中国社会施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扭转了“十年文革”对民众思想、文化和艺术的全盘整肃局面，各种外来思潮和文艺流派逐渐涌入中国大陆。此际，港台摄影流行的“沙龙风”形式，乘虚而入一贯遭到严格控制的中国摄影领域。而风光摄影恰是港台“沙龙风”的中坚表现，其中尤以晋身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高位的香港摄影家陈复礼独占鳌头。一时间，对世界摄影史本就无知的大批中国大陆摄影工作者和摄影爱好者们，久旱逢露，即刻先入为主地将陈复礼模式的沙龙摄影尊为世界摄影艺术之典范，顿时群起而学之、仿之、从之。
鲍昆曾经就此现象给以置评：“陈复礼成为香港沙龙摄影的代表人物。由于其在香港的地位，陈复礼也一直和大陆中国摄影家协会(当时为中国摄影学会)保持较密切的关系，甚至在大陆“文革”期间也未中断。当“文革”结束，大陆文化复兴之时，外来文化引进的首选角色就是一河之隔的香港。香港作为搅合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奇异身份和当时在亚洲经济中的强势地位，一时在闭塞的中国内地成为人们对西方文明想象的替代物。香港的一切都是先进的，是域外先进文明的符号，这是当时内地中国百姓的基本共识。共同使用的语言也保证了双方交流的通畅，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香港的文化经济地位非同一般。在这种情势下，1979年7月，陈复礼第一个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由内地官方的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了个人摄影作品展览。这个展览的影响是巨大的。制作精良的大幅面彩色照片和强大的香港身份背景，都使内地摄影家叹为观止。陈复礼也由此成为内地摄影师们仰慕和追捧的对象。陈复礼的摄影，以沙龙格调的唯美风光摄影为主，而且有很强的画意倾向。由于他与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亲密关系，该协会(也是当时唯一存在的摄影团体)控制的摄影媒体不厌其烦的宣传攻势，都给人们造成其国际大师的形象。还非常孤陋寡闻的内地摄影界，根本没有足够的信息通道了解外部的世界，更别提建立完整的国际摄影文化参照系统了。而且香港、内地共属一个大文化圈，原来源远流长的画意经验，在此时特定的情境氛围，一下成为了当时的强势主流意识。”(鲍昆：《风花雪月近百年》2004年)陈复礼一家成名万人迷，其对中国当时摄影走向的严重影响空前绝后。加之港台以“打龙”排行论英雄的摄影比赛之风，迅猛席卷大陆摄影界，至今乐此不疲。于是，作为爱好者入门题材的风光摄影，顺理成章地笼罩了大陆摄影地平线。“三军”中的王建军于此风潮中也跻身专职摄影队伍，而早成为军旅摄影骨干的袁学军和王达军，届时已是赢取摄影比赛金牌的第一波获奖高手。
“改革开放”带出了中国大众摄影模仿港台沙龙风的盛况空前潮势，尽管在其拍摄形态方面颇为局限，甚至万众一心搞得千人一面还踊跃地前赴后继。毕竟一派唯美照片的华彩光景，在向来一本正经的大陆摄影领地，捱过“文革”的严冬坚冰，笑逐颜开地簇拥出了一个看似万紫千红的一片旖旎春色。
